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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4-10 16:35:42  来源:国内新闻网-人民日报
 

  原标题:反思疫情要谨防“后见偏差”

 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率先得到有效控制,无疑彰显了我国的体制优势。但疫情冲击之下,很多问题与短板暴露无遗。对此,我们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,深刻反思不足。不过在此过程中,也要谨防“后见偏差”——更通俗地讲,就是事后诸葛亮或者马后炮。例如,不少评论家擅长进行“若当初采取某种应对措施,则结果会如何”之类的推演。此类推演属于“反事实”思考,十分有助于公众理性看待各种措施背后的机会成本。但作为回顾性分析,其也很容易陷入后见偏差。

  “生活是正着来活,却是倒着去理解。”19世纪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·克尔凯郭尔的这句名言,十分深刻地预示,后见偏差具有顽固而普遍的特征。中西文化均有描述后见偏差的俚语俗谚,其实正是这一特征的体现。在中文中,有俗语“事后诸葛亮”。与此相应的是,英文有俚语“星期一早晨的四分卫(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)”——这是美国人常用的一句俚语,其字面上的意思是,“星期一的早报总会对四分卫在昨日球赛中的表现进行‘前瞻性’评论”,用来讽刺那些放马后炮的人。

  虽然人所共知、中西皆然,但后见偏差获得严肃的科学研究,却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。当今全球著名的风险分析学者、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巴鲁克·费斯科霍夫,被学术界公认为研究后见偏差的第一人。在那个年代,他还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研究生,其指导老师是行为经济学的两大奠基人——丹尼尔·卡尼曼与阿莫斯·特沃斯基。针对后见偏差,费斯科霍夫展开了一系列实验研究,其中如下两个实验尤为著名。

  在一个实验中,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他们并不熟悉的历史事件。例如,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的哥尔喀人之间的战争。在简短描述了这个事件后,研究者列出4种可能的结果:英国人战胜;哥尔喀人获胜;双方战和但英国人获得殖民地;双方战和而英国人未获得殖民地。最后,研究者要求被试在先见(也即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)与后见(也即首先将四种可能的结果作为实际结果随机呈现给被试,然后要求被试假定自己根本不知道实际结果)两种条件下,对四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。实验发现:后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。

  另一个实验开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出访北京和莫斯科的前夕。研究者要求被试预判此次访问出现某些结果的可能性。这些结果包括: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至少有一次会晤,美国计划在北京建立大使馆,一群苏联犹太人会因为企图与尼克松对话而遭拘捕,美苏两国同意签署一份太空联合计划,等等。研究者等到尼克松总统出访一结束,就要求之前那些被试回忆其在总统出访前夕所作出的预判。实验发现:一旦某个结果在事后确实出现(未出现),被试就倾向于回忆,自己在当初就已经预判其发生的可能性较大(小),而事实上,当初预判的可能性根本没有那么大(小)。这表明,被试通过事后重构记忆,会产生“我早就知道事情的结果将这样”的错觉。

  在很大程度上,后见偏差源于人类是“喜欢找规律、讲故事的动物”,极度厌恶生活在一个缺乏控制感的世界里。在事件发生之后,通过让我们相信自己其实对事件已有相当的了解,甚至有所预见,后见偏差能够帮助我们重拾控制感,进而舒缓我们的焦灼不安,产生抚慰作用。后见偏差诚然具有适应性的一面,但行为经济学认为,其更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认知偏差。具体来说,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:

  首先,后见偏差代表了成功学习和判断的黑暗面,因为当人们越确定自己一直知道某件事情时,就越少有兴趣去探究还需要知道什么,以便对未来作出更准确的预测。例如,一项研究发现,当医生被告知检测报告是针对一名死去的病人时,他就倾向于认为这个病例会比实际更容易诊断——“我早就知道这是致命的××病”,结果导致他从该病例中实际所学要远少于他本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。

  其次,后见偏差非常不利于正确评判决策者的决策行为,因为观察者倾向于根据事件结果而非决策过程的合理性来进行评判。社会心理学家戴维·迈尔斯对此曾举过一个经典例子。在“9·11”事件发生之后,美国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列举了不少有助于预测袭击的重要线索,结果导致人们对反恐机构大加指责——在线索如此清晰的情况下,“为何不把这些有用的线索联系起来呢?这些笨蛋在干嘛?”其实,看似十分清晰的线索仅在事后才显得很刺眼。在事前,那些点滴有用的信息被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所包围——是的,在“9·11”事件发生之前的六年中,竟然有68000件事情让反恐机构毫无头绪。

  最后,后见偏差也让人们大大低估了运气的作用。在分析后见偏差会导致过度自信,进而催生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时,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·希勒指出:“后见偏差造成人们误认为这个世界容易预测,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”其实,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黑天鹅事件。正如纳西姆·尼古拉斯·塔勒布在超级畅销书《黑天鹅》中指出,黑天鹅事件是意料之外的大事件,但尽管其具有意外性,人的本性却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,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。
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次大考,也是对国家动员力、组织力、执行力的一次大考。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,目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取得阶段性的重大胜利,在全世界面前交出了令人敬佩的“中国答卷”。当然,从事后来看,我们的疫情应对工作也并非完美无瑕,而对不足之处进行深刻反思,既十分必要,也十分重要。但也要认识到,即便是在此时此刻,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与疫情演变规律的认识仍十分有限,更遑论当初。总之,要把反思建立在理性基础上,并谨防后见偏差,这样才能让反思产生最大的价值。

  (作者姚耀军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)

责任编辑:郑亚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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