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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12-03 02:45:46  来源:国内新闻网-人民日报
 

  原标题:中纪委的“前身”这样诞生

  召开党的五大开幕式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,如今这里已成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,在这里,纪念馆负责人高万娥向记者展示了两张黑白照片。这两张于2016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的珍贵照片,不仅还原了五大的真实场景,更成为已发现的最早的党代会现场的历史影像。

  1927年,在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,党的五大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。从开幕式现场照片上可以看到,马克思、列宁、孙中山的照片依次悬挂在墙面正中,两侧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党旗——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有国民党代表团出席的党代会。

  不仅如此,五大创造了党的历史上多个“第一次”:

  第一次正式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写入党章;

  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;

  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概念并置于突出地位……

  五大的召开,成为党内监督组织建设的源头,在党的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危难之际,革命路在何方

 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革命重心北移,武汉一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。为更好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,1926年9月到1927年4月中旬,中共中央各部委陆续迁至武汉办公。

  五大召开的地点选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,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曾居住于此,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,校长王觉新也是一名共产党员,同时这里距离农讲所不远,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学员可负责会议的安保。

  会议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,与当时的革命形势不无关系。

  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,大革命高潮呼啸而来,共产党得以迅速发展,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。北伐胜利后,蒋介石开始暴露其反动面目。在此背景下,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,明确革命方向,显得迫在眉睫。

  1927年3月,共产国际根据中共代表蔡和森的建议,同意中共适时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瞿秋白作为负责筹备五大的核心人物之一,于3月中旬抵达武汉。

 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 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

  就在大会筹备期间,形势急转直下。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不幸被捕,蒋介石发动的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则成为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。在武汉,一批国民革命军将领也开始反共“清党”。血雨腥风之中,一些意志薄弱、信仰动摇的不坚定分子纷纷登报退党,甚至公然叛变投敌。

  前路漫漫,扑朔迷离,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,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,中国共产党将往何处去,成了赶往武汉开会的五大代表们心中最牵挂的问题……

 中共五大会址 中共五大会址

  秘密转移,会场内“火光四射”

  五大有正式代表82名,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。以罗易、多里奥、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,由谭延闿、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也到会祝贺,此时尚未露出反动“真面目”的汪精卫,还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。

  为防反动派干扰,五大也选择了秘密召开。考虑到多数代表都住在汉口,乘船渡江既不方便也不安全,29日会议转移到位于汉口的黄陂会馆继续举行。参与筹备工作的蔡以忱回忆,当时的黄陂会馆既有驻汉口国民革命军威慑,也有公安局军警布岗,还有黄陂帮会等民间进步人士的帮助。

  “三保险”之下,会场外尚属“太平”,会场内却是“火光四射”,交锋从第一天便开始了。

  穿着长衫的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《政治与组织的报告》。涉及中国各阶级、土地、无产阶级领导权、军事、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。不过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,对挽救时局的方略也是只字不提,反倒继续抛出错误主张。这让一些代表面露不满。

  瞿秋白  瞿秋白

  第二天,一本小册子出现在了每位与会代表面前——这本《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》是瞿秋白在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,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,他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,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是“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”,将矛头直指陈独秀、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。

  尽管陈独秀承认了一些错误,瞿秋白等人的看法也得到了代表们的支持,但引发的讨论仍非常有限。据李立三事后回忆,这本小册子“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,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,并没有能挽救过来”。

  大会通过的《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》认为,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,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“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”的阶段,“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”,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。

  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 董天晔摄  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 董天晔摄

 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对话时回忆道,当时他正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,参会前曾邀请彭湃、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,议定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,提交给了大会。毛泽东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,“甚至没有加以讨论”。大会通过了《土地问题议决案》,但没有提出具体措施,“肯定土地革命重要性”便成了空话。

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内还原的毛泽东书桌 董天晔摄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内还原的毛泽东书桌 董天晔摄

  最危难时也不忘铁的纪律

  大会一直持续到了5月9日。大会选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,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。在会上遭到严厉批评的陈独秀,仍连任党的总书记。

  五大创造了党的历史上多个“第一次”:

  第一次初步健全中共中央领导机构;

  第一次正式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;

  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;

  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并置于突出地位;

  第一次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党校;

  第一次明确划分党的组织系统;

  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;

  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……

  这些“第一次”大多都与党的自身建设密切相关,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

  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猛增,因而严明党的纪律、纯洁党的队伍,成为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。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、候补委员3人组成,主要工作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,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,并按党纪严肃处理。

 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,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,中国共产党执纪监督的大旗冉冉升起。监察委员们也都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:10位监察委员无人叛党投敌,8人先后牺牲。

  “在任何时候,哪怕是最危险的时候,党也从没有忘记保持先进性,时刻牢记铁的纪律。”高万娥说,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,从弱到强,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原因所在。”

  中共五大闭幕后,党在周恩来、李立三等人领导下发动南昌起义,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而在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,4个月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,使中国革命峰回路转,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。

   

责任编辑:贾楠 SN2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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